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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的典故, 说的是什么人, 什么事？你怎么看？
宋朝开国宰相说的吧，奠定了宋朝的文化与经济，同时也注定了宋朝重文轻武，开启了一个朝代的尴尬与悲剧，因为在火并的年代，你想安静是不可能的，人要平衡发展，国家也一样。听说孔子武功挺高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文人变得柔弱书生了？
图一是孔府藏品在北京办展时拍的。我认为所谓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，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封神榜。宋以后，皇帝要用儒家治国，于是这句话的语境不断被篡改神话。
宋建国之前是五代十国的战乱，军阀割据，社会上没有人读书，包括赵普。所以建国后尤其注重文治。赵匡胤就告诫赵普要多读书，才能当好宰相。于是就有了后来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这句话，其实表达的意思是“赵普读书少”这层含义。
《论语》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，由孔子***及再传***编纂而成，主要记录孔子及其***的言行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，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。《论语》圣人之学，载道之学，君子治天下之学也。
谢谢邀答。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，一般都与宰相须用读书人的典故并用，以勖勉人们要多读书，博识达观，方能应对各种外交场合。下边分述两个典故的大致内容。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说的是宋宰相赵普封相的故事。此典最早见于南宋学者林駧所著《古今源流至论》卷八《儒吏》中的记载。后来同时代人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里有所发挥，正式提及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。最后又演义至元代戏剧家高文秀《遇皇上》，剧中有一句台词就用的半部论语治天下，以发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朝统治者对儒文化和儒生的贬低之愤懑。这个典故本是讽刺赵普不学无术，孤陋寡闻，只读过《论语》一书，不宜为相，可后来确成为两朝宰相。何故？这就涉及到下一个典故。"宰相须用读书人"这个典故说的是与赵普同朝为官的礼部尚书窦仪的故事。宋太祖赵匡胤践位下诏改年号，将建元年为乾德。一日，赵匡胤发现一宫女用的铜鉴上刻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，太宗大怒，脸色深沉，问左右大臣文武百官，个个面面相觑，无一能说明是怎么回事。赵匡胤问身边的窦仪，窦仪回禀:这宫女是从西蜀收编来的，因蜀王曾用乾德这个年号。太祖叹曰:宰相须用读书人。在场的赵普汗如雨下，灰溜溜地退下，并暗下决心读巜论语》。赵匡义登基，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溥三相相继罢勉，窦仪举普，三日后，普为相。窦仪何许人也？窦禹钧之子者也。即《三字经》中提到的，"窦燕山，有义方，教五子，俱名扬“。五子乃窦仪，窦俨，窦侃，窦偁，窦僖。人们为赞叹窦禹钓，还赠联一幅:
灵椿一株老，
丹桂五枝芳。
其五子皆进士。
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太祖出谋划策,发动兵变,拥立太祖赵匡胤,被任命为宰相。宋太祖死后,赵匡义当皇帝,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《论语》,不学无术,当宰相不恰当。赵匡义问是不是,赵普说我是以半部《论语》帮助治天下的。
“文景之治”的真相是什么？它真的有那么高的成就吗？
这个毋庸置疑的，自汉高祖以民休养生息轻摇赋税政策之后使得百姓更好的劳作营生，开国后随有过一段诛吕的兵戈但民间未有动荡，后来文景二帝高祖政策使得继续实行这一政策，后来景帝废除重刑责罚除去底层百姓的苦源，国家政策鼓励百姓放开干，开国50年在文景二帝的治理下汉朝国力达到鼎盛，这也给后来的武帝开疆扩土奠定了基础。
说到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位皇帝，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"文景之治"。
这两位皇帝开创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上的第一个公认的"盛世"：社会安定，法律清明，轻徭薄赋，与民生息。经过两位皇帝接近四十年的努力，到景帝后期时，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，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，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，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。
但作为不朽盛世的开创者，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帝王生涯，是充满着艰辛和挑战的，可以说，他们费尽心力，排除了千难万阻，才走到了帝王事业的顶峰。
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的，是经历过吕后专政，吕氏乱政之后的西汉江山，虽然汉高祖、汉惠帝和吕后为他们留下了已经相对比较充裕的经济储备，以及相对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，但经历过汉惠帝、几位少帝等服从于吕后的傀儡皇帝的统治，西汉政治生活中，威胁皇权的力量也在迅速壮大。
而汉文帝和汉景帝想有所作为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这些力量的威胁，把实权牢牢的攥在手中。
一场西汉版的君主与皇族、臣属勾心斗角的纸牌屋的故事，正在上演。
先说汉文帝，汉文帝能够登基，借助的是平定诸吕之乱的几位功臣的力量，而这几位功臣，从汉文帝登基起，就成为掣肘汉文帝的挡路石。
周勃，在这位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老臣眼中，汉文帝之所以适合做皇帝，就因为他脾气好，好控制，因此，在皇帝面前，这位老臣一向以匡正汉室，拯救汉朝的救星自居，在皇帝面前十分无礼。
而汉文帝对付他，用的是软刀子，汉文帝对周勃十分尊敬，而且给了他当时汉朝权力最大最重要的官职：右丞相。周勃满心欢喜的上班才发现，汉文帝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。
周勃是一个武夫，行军打仗，搞搞军事是可以的，但丞相，是要处理国家政务的，大字都不识几个的周勃，一上任就楞住了。
“文景之治”并不是虚构而来，没有什么所谓的“真相”。它只不过是我国封建社会呈现出的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而已，在汉初的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把它说成是一个与民休息的盛世也完全可以。
（汉文帝）
文景之治并不是大汉王朝最强盛的时期，但没有这个时期的积淀，就不会有汉武帝时期的繁盛。历史***应一分为二来看，同样，文景之治也不例外。我们不能过分的美化文景之治，但也不能妖魔化它，更不能一味的寻找什么所谓的“真相”。
秦末汉初，高祖刘邦面对破坏严重、人口锐减、土地荒芜的社会景象，把恢复生产、稳定秩序作为首要任务。他认为只有清静无为、与民休息，才能恢复生产、稳定人心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刘邦***取一系列措施使社会得到稳定，经济得到恢复。
到了文帝、景帝统治时期，继续无为而治的政策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，社会经济生产进一步发展，人民生活安定富庶，西汉开始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，历史上便将这一时期称作为“文景之治”。
为减轻农民负担，文帝、景帝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之策，***取了减税免租、缩短徭役年限的政策，使农业生产繁荣发展，人口迅速得到增加。农业的发展，不但降低了粮价，还带动了商业和副业的快速发展。
汉代社会的奢靡之风也是文帝、景帝大力整治的对象，二位从自身做起，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，对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在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，文景时期，还对秦以来的酷刑进行了改革，实行了“约法省禁”的方法，通过这种轻刑慎罚，促进了社会环境的安宁。
千百年来，人们对汉文帝、景帝父子治下的“盛世”很是推崇，称颂那个时代社会安定、国富民强，不仅人口数量和财富激增，而且社会风气积极向上，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几乎可以跟尧帝、舜帝时期的“大治之世”相媲美。后世史学家在描述“文景之治”时不吝赞美之词，比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，便称赞当时“海内安宁，家给人足，后世鲜能及之”。
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，那么“文景之治”的确是个令人憧憬的时代，其成就确实值得歌颂。但若是抛弃先入为主的观点，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地分析，尤其是对当时人的议论来做详细的解读，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即所谓的“文景之治”其实是一个贫富悬殊现象极为严重、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饱肚子的时代，如果非要称它为“盛世”，那也不过是一个“饥饿的盛世”。
首先，文、景时代的贫富悬殊现象极其严重。西汉初年崇尚黄老学说，实行“无为之治”，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，但与此同时，却也助长了贵族、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“野蛮成长”。凭借着与官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，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，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，或沦落为流民，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。
文景两代重道家，也就无为而治，文帝能得到皇位，本身有太多的因素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***在里面，贾谊，晁错的战略方案，其实文帝都是了解的，这两人文帝都未重用，晁错被景帝重用，看似操之过急的削蕃策，引发吴楚之乱，其实都是历史的必然，景帝未看清这点错杀之。封王过多，又无法做到列侯之国，边境匈奴的侵犯，只能嫁亲送礼图一时的和平，文景两代帝王的苟安方略，为武帝的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与民休养生息，厉兵秣马，几乎每家都有马，生产总值蹭蹭的上涨。武帝期几乎就是集中皇权，削弱相权，削蕃，加强军队训练，大汉建国七十余年的家当，让武帝来做所有前代未做之事，文景之治，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
东汉是一个怎么样朝代？
谢邀！
说起西汉和三国，大家可能耳熟能详。可能被他们的光芒所掩盖，对于夹在西汉和三国中间的东汉王朝，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，更多的只是从三国那里了解到东汉末年的乱。
其实，东汉名义上虽然是西汉的延续，但在历史舞台上却是独立的历史王朝。在中华历史长河中有着璀璨夺目的地位和历史遗产。
我们知道西汉有卫青和霍去病大破匈奴的封狼居胥。但却不知东汉初年窦固，窦宪大破北匈奴的勒石燕然之功。
我们知道西汉司马迁那部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的《史记》，却不知东汉班固的《汉书》，《汉书》是继《史记》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，“前四史”之一。
我们知道西汉有张骞的丝绸之路，却不知东汉班超的丝绸之路更长，更胜于张骞。
在科技方面，东汉的蔡伦更是改进了造纸术，促进了了中国和世界的文明传播。在数学方面，东汉有《九章算术》；在医学方面，更是有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和华佗的“五禽戏”；在天文地理方面，有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；文坛上别具特色的才女班婕妤；在工农生产方面，有翻车和杜诗的“水排”等等。
东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气氛最浓的朝代，事实上，光武中兴名臣名将之中，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刘秀在太学时的同学或者学长学弟。钱穆先生就说：“东汉光武帝，以王莽时代一太学生，起兵平天下。一时同学之士，驰驱戎马间，策奇勋，列朝廷高位者何限。”“那一伙人，何尝有一个是经受军事训练出身的军事专才。只为通人事，亦自通政事，兼通军事，因缘时会，勋绩彪炳。”因而可以说，东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一个儒学士人***。
这也正是“有志不在出身”，英雄何必出草莽，儒林中也可以有英雄，尤其是东汉前一百年的儒林，他们由于借鉴了王莽坐而论道、迂腐误国的经验教训，又痛疾于西汉末年儒生之媚颜软骨，再加东汉朝廷之倡导，所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与名声风节，在君子气中多了一股侠气与豪气，其社会实践水平明显比西汉高一个档次，如杜诗的水排（即水力鼓风机，用于冶铁，比欧洲早一千多年）、张衡的地动仪、浑天仪、四***明之一的造纸术、甚至今天还在用的算盘，等等，这些无不是东汉时的发明。同时这些儒生们也多为官清正，崇尚直道而行，常以节俭为荣，是故勤约之风，行于上下：如刘秀御驾出巡，竟常乘革车羸马；其手下著名儒臣董宣死时，家里却只能拿出几石粮食办丧事；又兰陵大儒王良为大司徒，他的妻子竟被人看到穿着布裙在砍柴。正是在这一批批优质儒生的影响下，东汉社会道德之高洁，民风之淳朴，民德之宽厚，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。***先生就说：“东汉尚气节，光武、明、章，奖厉名节，为儒学最盛时代，收孔教复苏之良果。尚气节，崇廉耻，风俗称最美。”
清代史学家赵翼又说：“西汉开国，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，至东汉中兴，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，亦一时风会不同也。盖一时之兴，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，故性情嗜好之相近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正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。”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上行下效风气蔚然，正因为刘秀与诸将接受着相同的教育，又有着相同的经历，所以他们才能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，以避免派系争斗而内耗实力。这便是一个***或政治集团成长的基石，也正是刘秀集团高过更始集团、流民集团与其他军阀割据集团的地方。所以说，东汉以儒生开国，并以儒生立国，是历史的特例，也是历史的必然，可谓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
当然，所谓物极必反，由于刘秀过于提倡偃武修文，结果导致其后世帝王没能体会他“苟非其时”的真意，而在国势强盛之时，仍然不事扩张，反将北方百姓多迁南方，而徙异族进入内地，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与土地紧张，并使得北边并、幽、凉三州胡多汉少（西汉盛时，三州尚有近九百万***，至东汉盛时，仅剩三百万），***控制力迅速减弱。董卓之乱与五胡乱华皆由此萌芽。
事实上，东汉一朝边患从未停止，但***却极其忽视军队建设，多次裁减兵员，甚至逐渐放弃了秦汉以来的地方民兵训练与演戏制度（都试）与军功激励制度（军功爵制），以至后来朝廷实在缺兵，竟每年征发各郡死囚携妻儿老小去北边屯戊，其兵员军事素质之低下可想而知。所幸东汉中前期国力雄厚，其名将又个个不俗，能将一群羊带成狮子，这样才在对外战争中得占上风。
看来东汉一朝风俗虽美，上下皆敦厚信义，为历代之最，却毕竟少了些勃勃生气。当然这对内地老百姓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，和平发展才是硬道理嘛！更重要的是，东汉上承西汉，对于北方胡族有着强大的心理优越感，认为无需强力军备，也可轻松搞定他们，这种优雅的自信是东晋以降的中国人所不具备的，所以我们后世愤青才觉得难以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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